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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爲齋閑話

茅檐常掃净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護田将绿繞.两山排闥送青來

 
 
 

日志

 
 

转【徐长安/金陵佛教文化】  

2015-12-29 08:24:29|  分类: 圆霖法师展览简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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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宝莲禅寺【金陵佛教文化】

作者 : 徐长安

 金陵佛教文化

  徐长安

  金陵,这一虎踞龙盘的十朝都会,名震江南的文化古城,与佛教一直有着不解之缘。从佛教刚传入中国的东汉、三国时期,直到社会主义的今天,佛教文化之花在金陵不断开放,推陈出新,成为吴地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簇奇葩。

  一、译经中心 义学基地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指出;“在六朝[1]时期,南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和文化上的中心近三百年。在中国创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2]

  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著名佛经翻译家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被孙权拜为博士。从黄武元年(222)到建兴 (253—254)中,支谦经过30多个春秋的努力,翻译了大小乘佛典36部(亦说27部、49部),是三国时期译经最多的人。他所翻译的《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主导作用,《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

  25年后,又一著名佛经译师、印度僧人康僧会(?一280)从南方北上,来到金陵。孙权在秦淮河畔的花露岗之南,为他建立了江东的第一座佛寺,名曰“建初寺”。康僧会在建初寺翻译了《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等佛教经典,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作了经序,用佛教语言宣传儒家的“仁政”、 “尽孝”思想和道家的“本无”、“志寂”思想,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的思想家之一,为佛教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晋时期,建康的道场寺和东安寺最为有名,有“道场禅师窟,东安义学林”之称。位于今雨花门外的道场寺,是闻名全国的佛经翻译中心之一。这里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许多著名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后来成为贤首宗的根本经典)、《摩诃僧祗律》40卷(后来成为研究律学的根本典据)、《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对佛教义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翻译家兼旅行家法显(约334—422)于 413年到达建康,在道场寺住了5年,在这里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著名国外旅行记《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还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宝云(376—449)也游过印度,并掌握了印度古文字——梵文,能一边看梵文本佛经,一边口译成流利的中文。他在道场寺译经的时间最长,质量也很高,人称“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3]

  东晋时期,被人们尊称为“高座”的西域名僧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使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印度名僧提婆在建康讲解《阿毗昙心论》,轰动一时。从此,有部毗昙学便在我国南方流传开来。提婆还在建康主持重译了《中阿含经》60卷,校改了《增一阿含经》51卷,为小乘佛教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以建康为中心南方佛教逐渐形成了重视与清淡玄理的交流、传播般若性空之学的特点,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诸宗并传源远流长

  建康青园寺(后改为龙光寺)的义学高僧竺道生是南方涅盘学的主要代表。他曾提出一阐提人[4]皆得成佛的思想,众僧认为是邪说,将他逐出寺院。相传道生到了苏州,在虎丘聚石为徒,宣传《涅盘经》。群石听了,频频点头。直到今天,“点头”石仍为虎丘一景。后来,凉译《大般涅盘经》传到建康,其中果有“一阐提人有佛性”之说,众僧叹服,于是涅盘学便盛行开来。

  南京东郊的栖霞寺是三论学的中兴道场。鸠摩罗什和僧肇的弟子僧朗把三论学从北方引到南方,居于栖霞寺,人称“摄山大师”、江南三论之祖。其弟子有僧诠、法朗等,遍布于长江上下乃至全国。

  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宗派差不多都在金陵有所传习。金陵的栖霞寺、灵谷寺、清凉寺、隆昌寺等,曾是国内外闻名的禅宗和律宗寺院。

  三论宗。建康的栖霞寺、兴皇寺是南方三论宗的中心。金陵人吉藏(549—623),7岁从兴皇寺法朗出家,19岁学有成就,在建初寺讲三论,听者甚众。陈末隋初,吉藏完成了“三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等,创立了三论宗。其弟子慧感、慧颐、明法师等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

  天台宗。早在南朝陈代,智◇初创天台宗时,就先后在建康瓦官寺、光宅寺住过十多年。既讲《法华经》,又弘传禅法。隋灭陈后,智◇逃离金陵,被晋王杨广清到扬州,授予“智者大师”称号。开皇十五年(595),智◇又受晋王之邀,至金陵撰《净名经疏》28卷。智额之学使江南佛教注重义理的风气有所改变,同时也吸收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盘二宗的思想。

  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由佛陀跋陀罗在建业译出,南朝的僧朗等众多三论学者均兼习《华严》。以后,华严之学不时有人传习,但人数不多。明代,南京地区句容宝华山的洪恩,清末的杨文会、月霞等也弘传过《华严》。

  梁代大同年间,智文(508—509)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影响甚大。唐代高僧鉴真也在金陵弘传过律学。明末清初,律宗在金陵一度振兴。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古林寺传戒,被尊为律宗中兴祖师。广陵人寂光继之,使古林成为律宗道场。晚年,又分灯于宝华山,形成律宗的古林、宝华两派。寂光弟子、明末清初我国律宗的主要代表见月读体(1601—1679)继主宝华,力弘律学,使宝华山成为全国律宗的著名道场。雍正十一年(1733),宝华山隆昌寺第七代祖师福聚 (1686—1765)奉皇帝之召,率本寺120名执事僧进京授皇戒,在圆明园接受了雍正赐予的紫衣及御制佛经等。从此,宝华山在中外佛教界声誉大振。前后有数十万僧尼(约占全国僧尼总数的70%)在这里受过戒,日本、泰国、缅甸、印度等国的许多僧人也慕名前来礼佛、求戒。

  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在金陵流传最久,影响最大。唐贞观元年(627),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来到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脉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了牛头禅法,人称4(江表牛头”。法融提出“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为禅宗南宗顿悟说的产生作了铺垫。后来,法融弟子在山上修了“牛头第一祖融大师塔”,以志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刘禹锡为该塔撰写了铭文。牛头禅法在常州天宁禅寺、镇江鹤林寺等江南名刹都有传承,至唐末渐衰,后由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

  金陵是禅宗五家之一的法眼宗的发源地。南唐文益(885—958)针对当时禅宗不通教理的弊端,撰写了《宗门十规论》等,大力提倡研究教理,学习《华严》,四乡慕名而来金陵从其求学者不下千人。文益去世以后,南唐中主李璟赐谥为“大法眼禅师”。于是,文益开创的法系便被称为“法眼宗”。吴越末年,高丽王派36名僧人随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学法,此宗遂由此传入朝鲜,盛行海外。

  宋代,禅宗七宗之一杨岐宗的重要传人克勤(1063—1135)曾主持建康蒋山寺,并补汴京天宁万寿寺席,宋高宗赐以圆悟师号。克勤思想精深,著述宏富,有《碧岩集》传世,对禅宗思想影响很大。克勤门下有嗣法弟子75人,盛传江浙,延续不绝,并有多支传入日本。

  元代,临济宗的重要代表人物云峰妙高 (1219—1293)奉旨住持金陵蒋山寺十三年,弟子达五百多人。

  曹洞宗传到清了(1091—1152)时,达到大盛。清了遍访各地著名禅师,后到六合长芦寺(位于今南京市大石区长芦镇)继承了法席,从学者达1700余人。清了的四传弟子、日本京都人道元把曹洞宗引到日本,至今传续不衰。

  宋代以后即成为佛教各宗派共同信仰的净土宗,一直在金陵广泛流传。被列为南宋净土祖师之一的宗颐于宋哲宗元祜年间 (1086—1093)住持长芦寺,以主张禅净双修闻名。

  宋代以后,佛教各宗派之间的门户之见逐渐淡化,诸宗融汇的特点日益明显。明代南京的大报恩寺里,我国佛教的十大宗派都设有讲座,青年僧人可任选一宗学习。许多名僧都是擅长一宗而兼通其他。这样,就使渐趋衰微的佛教增强了凝聚力和延续力。

  三、刻经弘法 名播四海

  金陵,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之一。

  明代,南京刻印三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五年至三十一年(1372—1398),明太祖下令在南京雕印《大藏经》,后称《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十年至十五年(1412—1417),《永乐南藏》在南京刻成,收佛典1625部,6331卷。成历(1573— 1620)以后,南京报恩寺还刻印了报恩寺版大藏经。

  历史跨入近代,日趋衰败的金陵佛教出现了一股复兴的势头。为金陵乃至全国佛教的“中兴”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当首推杨文会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1866年,他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委托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又重新昌明。杨文会自任校勘,亲加句读,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刻经弘法事业上,数十年如一日,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片,印刷佛典 1155卷。组织编刻《大藏辑要》460部,3300多卷(完成了五分之四)。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经准确、清晰,深受国内外佛教界欢迎。

  1907年秋,为了赞助斯里兰卡复兴印度佛教运动,培养赴印弘法人员,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开佛学学堂,取名“祗洹精舍”,并自编《初学佛教课本》,讲习佛典,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他除自己主讲佛学外,还聘请著名诗僧、雨果名作《悲惨世界》的翻译者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语。1910年,杨先生又在这里建立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经杨先生培养的许多学者都在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如谭嗣同精通华严,桂伯华精通密宗,黎端甫精通三论,章太炎、欧阳竟无等则擅长唯识学。名诗人陈三立、名报人狄楚青以及梅光羲、太虚法师等佛学名家都在这里听过杨先生的课。梁启超称杨文会的佛学思想为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给予很高评价。赵朴初称杨文会为中国近代佛教的第一人。

  杨先生的高足、其刻经事业的继承人欧阳竟无(1871—1944),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进而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即中国佛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吕澄、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黄忏华、蒋维乔等,都在这里学习过。梁启超撰写《哲学史》时,曾专程南下,向欧阳大师请教。欧阳竟无对佛学和儒学都有深刻研究,尤其潜心瑜珈学说,并卓有创见。他的著作很多,但因迁徙散失不少。所存《大般若经叙》等26种,收在大师晚年自订的《竟无内外学》中。大师组织辑印的《藏要》,共收佛典50多种,300余卷。由中华书局印行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好评。

  金陵刻经处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他毕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并一改过去仅就汉译经典进行研究的方法,利用梵文、藏文、巴利文等各种文字资料,对版本、原典或异译本做了大量的校勘和详尽的考证。他撰有《印度佛教史略》、《佛学研究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多种著作,对现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金陵刻经处在政府资助下进行了修复整理,成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直属单位。这里汇集了南京、四川、杨州、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经版111600多片,纸型9500多张,恢复了刻经流通业务。1960年,为纪念玄奘法师圆寂1300周年,经赵朴初提议,吕澄指导,金陵刻经处汇刻出版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1357卷。现在,金陵刻经处已成为佛教经典的刻印中心,每年生产经书 4万余册供应全国各地,并运销欧美及东南亚,备受佛教界的赞誉。

  四、寺塔建筑 熠熠生辉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村》,生动地描绘了金陵大地佛寺掩映,朦胧迷离的江南春色,千百年来素负盛誉,脍炙人口。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陵寺塔建筑的突出成就。

  金陵的寺塔建筑,始于三国,于南朝达到极盛。“锺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5]

  梁武帝敕建的同泰寺,有大殿六座,小殿及佛堂20余所。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建有九级宝塔,可与北魏永宁寺媲美。殿外积石为山,林木葱茏。寺周以池为堑,静谧幽深。可惜建成后仅18年,这座十分壮观的同泰寺就毁于雷火。位于钟山北高峰上的大爱敬寺“经营雕丽,奄若天宫”;大智度寺殿堂宏状,宝塔七层,均为梁武帝敕建。

  名刹栖霞寺亦始建于南朝。齐贵族明僧绍隐居于摄山,舍宅为寺,即是栖霞寺之始。唐高祖时,栖霞寺大兴土木,新建梵宫琳宇 49座,改名为功德寺,与山东长清灵岩寺、湖北当阳玉泉寺、浙江天台国清寺合称“天下四大丛林”。清代,这里又新建了行宫和御花园。咸丰年间,栖霞寺毁于战火。1919年前后,宗仰法师在孙中山等支持下又重建栖霞,兴建了月牙池、山门、天王殿、毗卢殿、藏经楼、摄翠楼等建筑,保存至今。

  位于长江北岸的长芦禅寺,在宋代即建有芝兰馆、圣文宝秘阁、一苇堂、立雪堂,造佛堂、直指堂、灯油塔等许多建筑,具有“跑马出山门”的规模。陆游曾这样写道;“望长芦寺,楼塔重复,江面浩渺之弥无际。”

  明清时期,金陵仍有许多寺庙。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明代的南京有灵谷寺、报恩寺、天界寺三大刹;栖霞寺、鸡鸣寺、静海寺、弘觉寺、能仁寺五座次大刹;清凉寺、瓦宫寺等32中刹以及华严寺、天隆极乐寺等128座小刹。

  灵谷寺的前身是位于独龙阜的开善寺,北宋改名为太平天国禅寺,明初改为蒋山寺。朱元璋想在这里修建自己死后的安乐宫,便动用了5万多禁卫军把蒋山寺和志公塔搬到今址,赐名灵谷寺。该寺占地500亩,从山门到大殿,即从今南京体育学院到无梁殿,长达2.5公里,有骑马关山门之说。有诗赞道:“山门才入便悠然,十里深松上绿天;佛刹起扉皆垒嶂,僧寮汲北尽飞泉。”灵谷寺最盛时有僧人1000多名,号称“天下第一丛林”。现在的灵谷寺为清同治年间重修,仅为当时龙王殿的一部分。经过多次兵火,明代建筑中只剩下今天的无梁殿了。这座无梁殿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结构坚固,气势宏伟。整座大殿全部用砖砌成,不用一寸木材。屋脊上有造型别致的海狮、海狗、海马、龙凤等吻兽。它与五台山显通寺、太原永祚寺、峨眉万年寺等地的无梁殿相比,不仅早建二百多年,而且规模最大,是我国砖石建筑之杰作。

  报恩寺。全寺殿宇由明成祖特准按皇宫规格兴建,规模宏伟,极为豪华壮丽。大雄宝殿及天王殿的台基都用白石雕成,刻工精细。寺内琳宫栉比,名胜集萃,其它寺院罕与比俪。

  被称为“律宗第一名山”的宝华山隆昌寺,位于南京中山门外约40公里处的群山环抱之中,风格十分独特。全寺藏于峰颠中凹处,若花中之蕊,似莲蓬之实,安逸而端庄。人称“林竹翠柏抱寺庵,隆昌寺院玉中藏”。寺中共有殿宇僧舍999间半,呈四合院形,有戒坛堂、大悲楼、铜殿、无梁殿、藏经楼、大雄宝殿、乾隆行宫等建筑。戒坛堂为石结构,高四丈,深三丈六尺。坛宇、墙壁各自离立,互不相连,以示律宗规范严密。乾隆曾为戒坛作联句云:“地控秣陵,金殿香浮华鬘动;山蟠句曲,石坛月朗戒珠圆。”铜殿高二丈三尺,梁、栋、桷、窗、瓦、屏,楹等全用范铜铸成。殿后室嵌铜一方。乾隆有诗赞曰:“梵宇宝华阳,庄严殊胜常;石坛授五戒,铜殿压诸方。”又云: “范铜辉杰阁,镂玉稳蜚文”;“澄观忘万虑,小坐亦堪欣”。

  明清时期的佛寺建筑,为古城南京更添了几分秀色,一片禅意。所谓明代“金陵十八景”、清代的“金陵四十八景”中的许多景点,如“栖霞胜景”、“灵谷深松’,“祖堂振锡’、“清凉问佛”、“天界招提”、“祈泽池深”、“永济江流”、“嘉善闻经”、“甘露佳亭”等,都与佛寺有关。

  建于隋代(南唐重建)的栖霞寺舍利石塔,五级八面,用石灰岩和大理石凿刻而成。塔下以须弥座为基座,上接仰莲平座,诸檐高挑,塔刹敦实,首开我国密檐式塔的华靡之风。基座上浮雕着龙、风、鸟、兽、鱼、虾、蟹、鳖、海石榴花等各种图案以及反映释迦牟尼一生主要事迹的八幅“经变”,画面形象生动,姿态逼真,布局得体,富有立体感。平座为三叠莲花露盘形,花瓣上阴刻宝相花纹,表达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飞檐下所刻的“飞天”体态丰满,婀娜多姿,与敦煌“飞天”十分相似。整个舍利塔造型秀丽,刻工精细,是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石塔艺术在江南的代表作。

  明代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是中国佛塔的登峰造极之作。塔高33丈,九层八面。外壁用绘制有佛像的一块块白瓷砖砌成,四周栏杆周身镌满用青石刻成的佛像,加以金银宝石,金光炜炜。覆瓦、拱门以及拱门上的飞天、飞羊、狮、象等均为五色琉璃制成,生动美观,光彩耀目。塔刹是用2000两黄金铸成的宝顶,下面是用重3600斤的九个大铁圈组成的“相轮’。“相轮”之下是由两个半圆形莲花纹铁盘合成的“承盘”。铁盘直径达12尺,表面镀有一寸厚的黄金,重4500斤。盘中放有夜明珠、避火珠,避水珠、避风珠、避尘珠等珍宝。全塔雕刻精美华丽,极为雄伟壮观。诗人这样赞道:“面面琉璃五色文,长千古塔势摩云。八门夜夜香华(花)涌,九级时时风雨闻。绝顶倒看飞鸟下,回头直见众山分。松杉夹道楼台静,佳气氤氲绕夕曛。”[6]这座举世无双的宝塔,开创了我国琉璃塔的先河,曾同万里长城一起,被誉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它矗立在雨花台下达425年之久,最后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火中。现在,我们还能在南京博物院里看到它的残存构件。

  五、石刻造像 光耀千古

  早在东晋时期,雕塑佛像在金陵已十分普遍。大部分佛像为铜铸鎏金,个别采用脱胎夹紵,木雕的很少。在今南京花露岗凤凰台上,晋贤阮籍古墓之北,当年曾建有保存艺术珍品最丰富的瓦官寺。大雕塑家戴逵制作的夹紵佛像(一说铜佛像)、著名画家顾恺之所作的维摩诘壁画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赠送的白玉佛像,被称为瓦官寺的“三绝”。

  戴逵(约326—395),字安道,谯郡铚 (今安徽宿县)人,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雕塑家和画家。他十多岁时应邀至瓦官寺作画,便深受长辈赞赏。他在中国雕塑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对粗糙古朴的佛像进行改进,并结合中国传统的髹漆工艺,把脱胎技术运用于佛教造像,创造了后世广为流行的夹拧像(又称“干漆像”、“脱空像”)。其制法是在佛像泥胎表面贴敷麻布,涂漆,反复多次,最后除去泥胎。这就解决了既要求佛像高大壮观又要便于抬佛巡行的矛盾。被日本作为超级国宝珍藏的鉴真夹拧像,就是采用这一技术制成的。戴逵次子戴颐(377—441)也善造佛像。戴逵父子第一次把我国彩绘与雕塑相结合的传统手段运用于佛教雕塑,使佛像添金溢彩。

  佛教造像在南朝极为盛行,而且达到很高水平。仅陈宣帝时便铸造金铜像2万躯,修治旧像130万躯。[7]齐武帝时石匠雷卑石所造的瑞石释迦像,“坐高三尺五寸,连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尽雕镌之奇,极金艘之巧”,[8]“灵相瑞华,焕同神造”。[9]

  从齐武帝永明二年(484)起,临沂令明仲璋继承其父明僧绍的遗志,开始在摄山 (栖霞山)就石造像。后人继之,共凿刻佛龛 294座,大小佛500余尊。形像精美传神,技法圆润细巧,俗称“千佛岩”。梁临川靖惠王加以装饰,金碧辉煌。它比龙门石窟早开凿17年,在艺术风格上各有千秋。据记载,摄山石窟中最为高大的无量寿佛及观音、势至二菩萨像,是由僧祜设计的。僧祜既是著名的宗教史家,又是著名的佛教雕塑家。他“胜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10]梁天监八年(509),僧祜奉敕监造的光宅寺铜像用铜43000斤,高l丈9尺,庄严精美,被称为东方第一。[11]

  千佛岩无量殿左侧角落,有一座石匠殿。相传石匠在雕刻最后一尊佛像时,老是刻不满意,可是天将破晓,期限即到,于是石匠纵身跳进石龛,化成了一座形象朴素、表情生动的石匠佛。实际上,这是凿佛匠人为纪念长期工作在千佛岩的卓越民间雕刻艺术家王寿而刻的。

  在南京东部,至今仍保存着南朝的许多精美石刻。宋武帝刘裕初宁陵前的双翼石麒麟,形体高大,造型优美。陈文帝陵前的一对石兽伸爪欲攫,姿态生动;还有的肩有双翼,飞跃欲动,……这些闻名中外的石刻,经历了1400多年的日晒雨淋,仍然矫健、有力,风姿不减当年。梁吴平忠侯肖景墓前的石柱高 6.5米,浮雕着精美的人物、异兽及莲花图案,各部安排权衡相宜,显得挺拔、俊秀、简洁、精致。它们是我国传统艺术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我国中古时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华。

  金陵古老的佛教造像艺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又放异彩。从1986年至1989年,南京晨光机器厂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国航天工业部近百名专家的协同下,进行了三年创造性的劳动,为香港宝莲禅寺铸造了当今世界上最高大、最完美的青铜大佛像。他们运用现代立体摄影技术和电子技术,采取测控箱式一次成型的放样法制成浇铸模具,将美国自由女神像的衍架薄壁板金结构与中国传统佛像的厚壁铸造结构有机结合,创造了“薄壁铸造青铜板拼装悬挂结构”的新设计和大面积浇铸青铜壁板的新工艺。42平方米的大佛面部仅用40秒钟就一次浇铸成功,这在中外铸造史上是个奇迹。这座比九层楼房还高(连仿天坛式基座计高63.96米,重30万公斤)的青铜大佛,堪称震惊世界、光耀古今之杰作。如今,它已巍然屹立在木鱼峰顶,背依南海,面对祖国,慈祥庄严,垂眸微笑,“稽首天中天,毫光遍大干。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12]

  六、高僧遗迹 遍布石城

  相传,被禅宗奉为初祖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广州后,应梁武帝之邀,至建康与帝对答,话不投机,遂不辞而别。梁武帝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骑骡迫赶。迫到幕府山中段时,两边山峰突然闭合,骡子被夹在两峰之间。达摩在江边折了一根芦苇投入江中,化作一叶扁舟,飘然过江。至今,人们仍把幕府山的这座山峰叫做夹骡峰,把山北麓达摩休息过的山洞称为达摩洞。今南京大厂区长芦镇长芦禅寺内的一苇堂,就是为纪念达摩渡江后参拜长芦寺而建的。

  “春牛首,秋栖霞”。在南京踏青胜地、岳飞曾经大败金兀术的牛首山东峰南坡上有个舍身崖,相传是禅宗六祖慧能舍身坠崖之处。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东禅寺挑选嗣法者,慧能因写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惹尘埃”的诗偈,表达了顿悟成佛的思想而得到衣法。为了避免师兄神秀加害,慧能迅速逃离东禅寺。神秀闻讯后立即派人追赶。慧能逃到牛首山后,在舍身崖坠落,但并未身死,后来成为禅宗南宗祖师。慧能圆寂后,其弟子怕神会派人来取其头颅,以铁板箍其首,所以慧能又称铁板道人。牛首山慧能坠崖处曾经建有一座铁板道人塔,后毁。

  律宗高僧鉴真在第5次东渡日本失败后,于751年到江宁,住在瓦官寺登宝阁。鉴真弟子、栖霞寺高僧灵佑闻讯起来,邀请鉴真前往访问。鉴真在栖霞寺住了3天,后回扬州大明寺。今栖霞寺的“渡海大师堂”,就是为纪念鉴真而设的。

  中外闻名、妇孺皆知的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虽一生未到过金陵,但在去世后却与金陵结下一段因缘。664年,玄奘于长安兴教寺圆寂,葬于铲东白鹿原,后迁终南山紫阁寺,建有墓塔。唐末战乱,寺、塔皆毁。998年,金陵僧人可政在紫阁寺得到玄奘顶骨,于1027年带到南京长干寺(后改称天禧寺,明代在此建大报恩寺),在东冈建塔安葬。明洪武十九年(1386)又移葬于南冈,并修建了三藏塔和三藏殿(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据记载,明代报恩寺“禅堂后有唐玄奘石塔,即藏爪发处”。[13]清代《大报恩寺全图》上亦绘有三藏塔。1942年11月,侵华日军在金陵兵工厂(今晨光机器厂)南首三藏殿后平整土地时,从地下发掘到一只装有玄奘遗骨的石函,上面刻有说明玄奘遗骨辗转来宁迁葬经过的文字。经协商,日方于1943年2月13日在南京举行仪式,将部分玄奘佛骨移交汪伪政府。后来,在玄武湖南岸的小九华山上建造了一座新的三藏塔,将一份玄奘遗骨安置于塔底穴中。今灵谷寺设有“玄奘法师顶骨塔”,珍藏着另一份玄奘顶骨,供人们瞻仰。

  七、诗画佳作 层出不穷

  在金陵这块人文荟萃之地,也留下了佛门内外许多才子的圣手凡青和不朽诗篇。

  被称为中国“佛画之祖”的曹不兴,原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宫廷画家。康僧会把佛像带到东吴以后,曹不兴“仪范写之”,吸取了印度佛画的技巧,在画法上由简古朴拙而趋向细密柔巧,使中国绘画有了新的发展。曹不兴的弟子卫协作道释人物像,冠绝当代,时称“画圣”。相传他画《七佛图》,迟迟不敢点睛,怕点睛后腾空飞去。晋代大画家顾恺之在《论画》中盛赞《七佛图》“伟而有情势”。

  顾恺之(346—407),晋陵无锡人,是中国最早的佛画家之一,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兴宁(363—365)年间,金陵瓦官寺僧请朝中显贵捐助,皇室、贵族及士大夫的捐款没有一个超过10万铜钱的,而年仅20、一贯贫寒的顾恺之一个人就认了loo万。他叫寺僧备一房间,精心绘制了一幅维摩诘居士像。“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14]所绘的维摩诘,清瘦聪颖,凝神沉思,光彩照人,准确地表现了维摩诘的“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15]在佛教艺术中国化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据说大诗人杜甫曾经亲赴金陵看过这幅画。此画后来被移到镇江甘露寺,晚唐时又被移入长安的皇宫。顾恺之与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并称为“六朝三杰”,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宋代陆探微(?一约485)曾师法顾恺之,在“骨法用笔”方面颇有建树。他创造的“秀骨清像”“动与神会”,使人“懔懔若对神明”。[16]这一绘画风格甚至对敦煌莫高窟的北朝壁画以及麦积山、云岗、龙门等地的雕塑都有影响。陆探微的著名佛画有《阿难维摩图》等。

  梁代张僧繇是极受梁武帝器重的佛画高手。武帝所建的佛院寺塔,大都让他去作画。他的画继承了中印度壁画的风格而又自有特色,被后人视为楷模,称做“张家样”。他曾吸取印度“晕染法”,绘画用阴影表现出立体形象的技法,为建康一乘寺画凹凸花,“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乃平。”[17]张僧繇为江陵惠聚寺、延祚寺、江宁高座寺、开善寺等寺院所作的壁画,一直保存到唐代。张僧繇创作的人物形象丰腴、生动,能使人“对之如面”。后人评论“六朝三杰”说:“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张僧繇佛画的代表作是《维摩诘像》。相传他曾为建康安乐寺画了4条白龙而不点睛,和尚坚持要点,结果,点了睛的两条龙立即破壁飞去。

  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曾为金陵高僧宝志绘一画像,大诗人李白作了赞像诗,由书法圣手颜真卿书写,刻在一块石碑上,这就是今天镶嵌于南京灵谷寺志公塔正面的“三绝碑”。

  在五代的金陵画院中,有一以山水画著称的僧人巨然。他曾师从著名山水画家董源学画,其作品山水辉映,曲径通幽,松柏梵寺,清润明净,富有田园风光,名盛一时。其代表作为《万壑松风图轴》(藏上海博物馆)、《秋山问道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18]经过从顾恺之到董源、巨然的长期发展,终于形成了江南山水画的独特流派。

  明初,佛教版画发展到高潮。南京刻印的《洪武南藏》中有一珍贵的“玄奘法师译经图”,可称为代表作。明亡后,不少失意文人出家为僧,在诗画方面颇有建树。

  石溪(1612—1673),名髡残,自号残道者,湖南武陵(今常德)人。20岁出家,一生大都在金陵牛首山幽栖寺及大报恩寺、弘觉寺中度过,每以笔墨作佛事,诗文书画皆工,绘画成就尤为突出。所画山水,构图繁密,风格奇逸、苍劲、谨严。其传世名作有《苍山结茅图》(藏上海博物馆)、《山高水长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松岩楼阁图》(藏南京博物院)等。

  石涛(1642—1707),法名原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等。中年时住在南京,山水、花卉、人物,无所不精,尤以山水画见长。其画布局新颖,笔墨多变。他所写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是一部十分罕见的画论巨著。书中提出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我自用我法”等革命性主张,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后世的“扬州八怪”以及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干、傅抱石等都深受他的影响。其传世之作有《细雨虬松图》、《山水清音图》(以上藏上海博物馆)、《狂壑睛岚图轴》、《淮扬洁秋图轴》(以上藏南京博物院)等。

  石溪、石涛并称“二石”,又与弘仁、八大山人并称“清初四大画僧”。

  南京清凉山公园的扫叶楼,曾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爱国画家兼诗人龚贤(1618— 1689)遁入空门后的隐居处所。他曾自绘《扫叶僧小像》,扫叶楼即由此得名。龚贤坚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现实主义手法,有《千岩万壑图卷》(南京博物院藏)、《水墨白描山水画册》(故宫博物馆藏)等作品传世,被列为“金陵八家”之首。

  “江南两诗僧,寄禅与宗仰。”寄禅(1851—1912),俗名黄读山,法名敬安,字寄禅,湖南湘潭人。18岁出家,历游湖南及江浙名刹。辛亥革命后任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其诗气势磅礴且深蕴禅理,一代诗宗王湘绮称他为当代诗界之奇才。寄禅34岁后曾多次来到南京,位于当时的金陵首刹毗卢寺和清凉山的扫叶楼,与陶端斋等名诗人互相唱和。他在一首《怀随园》中写道:“乾嘉风雅共胜袁,回首仓山欲断魂,十载干戈寥落后,荒烟无处认随园。”

  宗仰(1865—1921),原名黄浩舜,法名宗仰,号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16岁出家,晚年任南京栖霞寺方丈。1909年应爱国诗人柳亚子之邀加入文学团体南社,是晚清著名的爱国诗僧。他的诗植根革命,直抒胸臆,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宗仰绘作了《庚子纪念图》并题诗八首,表达自己“难倾铁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的悲愤心情。在《<驳康书>书后》、《<革命军>击节》等诗篇中,宗仰热情歌颂了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有力地鞭挞了保皇势力:“狼欲遮道为虎伥, [19]起啖之暴其肠。”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宗仰与孙中山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日本,宗仰为送中山赴美作了《饯中山》一诗,回顾了“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20]的密切交往,寄愿中山“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奠新都”。[21]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等篡夺后,宗仰痛心疾首,创作了《江山送别图》,题诗哀叹“北风寒厉岁云幕,阴晦朝曦暗夕光”,赞扬“天南地北烽烟起,底事英雄心未灭”,表达了自己与革命休戚与共的思想感情。

  八、帝王推崇 政教相融

  金陵佛教文化的发展,与历代帝王的推崇有着密切的联系。

  南朝的梁武帝,是最为倾心佛教的一个皇帝。他把佛教抬到国教的地位,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大臣们花了几亿万钱为其赎身。

  隋文帝三次派名僧分送自己所得的一包佛骨(舍利)至全国100多个州立塔安置,其中第一处就是蒋州(南京)的栖霞寺。360名僧人按隋文帝《立舍利塔诏》的要求,大做佛事七天,为皇室、贵族及内外官人祈福。

  唐代皇帝大多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李渊将金陵栖霞寺扩建为江南首刹。高宗李治在寺前立了一块《明征君碑》,亲撰碑文,并亲笔为该碑书写了二尺见方的“栖霞”二字。

  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当过和尚,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登基伊始,就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建立僧官制度,下令免除憎人的度牒费,并召集东南名僧到南京数建法会、校刻藏经。在军师道衍和尚的策划下登上皇位的明成祖亦崇信佛教。他一上台就取消了文帝规定的僧道限田制。为了纪念生母碽妃,他下令在南京“建报恩寺,役囚万人”,[22]前后历时19年,花费白银3000万两。报恩寺富丽堂皇,俨若王宫,且拥有田地塘荡上万亩,经济实力十分可观。

  清代,全国的统治中心在北方,但金陵佛教仍受皇帝的青睐支持。康熙、乾隆分别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到金陵的名刹大寺拜佛会僧,赠物题辞。康熙于1689年登过报恩寺的9级琉璃塔,还多次临幸宝华山,为隆昌寺赐额“慧居寺”,为铜殿、戒坛赐书“莲界云香”、“精持梵戒”匾额并赠金字《心经》、渊鉴斋法贴、御书金扇等。乾隆曾五次位于“栖霞行宫”,六次登上宝华山,所到寺院更多。他为灵谷寺写了“灵谷深松”,为志公塔“三绝碑”加题“净土指南”,为隆昌寺大雄宝殿赐额“光明法界”,为铜殿、戒坛题额“宝网常新”、“精进正觉’,为戒坛作联句(见本文第七节),并作诗多首。他还赐给墨刻《金刚经,宝塔、《心经》宝塔、观音圣像、石刻《法华经》、黄龙佛像等。

  一些达官贵族也多方支持佛教。南京香林寺,是《红楼梦》中凤姐弄权的铁槛寺的原型。曹雪芹的父亲、江宁织造曹寅曾经将江宁县秣陵关以及安徽和县的220亩庄田施舍给该寺。

  九、爱国爱教 利乐有情

  雅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金陵佛教界人士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展宗教改革活动,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社会进步作出了许多贡献。

  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文会居士同情并支持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变法维新人士交往甚密。他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以与世间法相辅而行。梁启超、谭嗣同、陈三立、汪康年等著名革新人物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等,都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谭嗣同反对封建专制的代表作《仁学》,就是在金陵刻经处学习期间写成的。杨先生大力支持其门人孙少侯、俞同伯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活动,还掩护过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而遭到追捕的爱国僧人亚坤。

  金陵刻经处的第二代传人欧阳竟无居士,是佛教界著名的爱国大师。“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目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精心刻印了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爱国诗词,广为散发,以启发人们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执干戈以卫社稷”。他还刊印了郑所南的《心史》,撰写了《夏声说》,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以民为本,全民皆兵,坚持抗战,保国保民。欧阳大师将自己鼓吹抗日的言论选编为《词品甲》,刻印刊发,并在序言中痛斥了丧权辱国、苟且偷生的卖国行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积极赞助学生的救亡运动,支持前线将士抗日。杨文会先生的弟子,当代著名高僧太虚大师积极推行佛教改革,在全国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太虚 (1889—1947),俗名吕淦森,浙江崇德人。16岁在苏州出家,21岁到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学习、研读佛经。在谭嗣同以及中国同盟会会员栖云法师、华山法师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认识到在中国的政治革命之后,中国的佛教也必须进行革命,决心改革佛教,以佛教救国救天下。1912年,太虚与仁山、宏模、观同等创建了中国佛教协进会,1913年任中国佛教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 1918年与章太炎等在上海创立佛学团体“觉社”,主编《觉社丛刊》 (后改名为《海潮音》月刊),成了中国新佛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发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论》等著作,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三大革命”说以及佛僧主义、佛化主义、佛国主义的“三佛主义”,号召全国僧青年开展改革佛教运动,建立“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僧团”。[23]他主张革除以往佛教宣传鬼神祸福、为帝王的愚民政策服务的弊病,按照大乘佛教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精神,应时入世,用五戒十善的善行去改善社会制度,造福国家人民。

  1924年7月,太虚在庐山主持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主张联合世界佛教徒,宣扬佛教“利他”教义,反对侵略战争。抗战期间,太虚多次致电日本佛教界,呼吁他们起来反对日本军阀政客的侵略罪行。他还于1939年冬率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等地,积极争取国际佛教徒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和同情。

  太虚的爱国与爱教是密切联系的。1943年11月,内政部颁布条令,由县市政府部门征收、兴办公共慈善事业,使各地佛教陷入混乱。太虚通电反对,并致书蒋介石,舍身力争,终于使当局取消了这一条令,保护了佛教。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爱国僧众还直接奔赴抗日前线,救护伤员,打击日寇。“七七事变”后,南京香林寺宏明法师任上海“僧伽救护队”副队长,在“淞沪抗战”中表现突出,受到抗日军民的赞扬。日军打到南京时,栖霞寺僧人曾掩护过未及撤退的国民党部队一个营 (其中有廖耀湘),鸡鸣寺僧人掩护了防守光华门的抗日将领钮先铭一个多月,使之安全离宁。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佛教界人士采用祈祷世界和平的方法配合全国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佛教界广大僧众响应中国佛教协会关于“建设人间佛教,创建现代丛林”的号召,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生产、培养人才、开展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1]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战国时楚曰金陵,吴名建业,明称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

  [2]转引自《近代江苏宗教》,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0年出版,第1页。

  [3]转引自《南京史话》1980年11月版,第69页。

  [4]一阐提人指贪欲成性、作恶多端的人。

  [5]《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解篇·综论》。

  [6]余宾颂:《金陵览古》卷二《阿育王塔》。

  [7]见《法苑珠林》卷一百。

  [8]《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

  [9]《广弘明集》卷十六。

  [10]《高僧传》卷十三。

  [11]见《高僧传》卷十三。

  [12]赵朴初为香港天坛大佛题词,见1990年3月10日南京《周末》报。

  [13]明《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

  [14]《历代名画记》卷五、卷二。

  [15]《历代名画记》卷五、卷二。

  [16]《历代名画记》卷六。

  [17]许岗《建康实录》。

  [18]沈括《图画歌》。

  [19]廖是麟的异体字,象征祥瑞、革命者。

  [20]“扬于图”指孙中山先生设想的长江流域革命计划。

  [21]邗水指以江都至淮安的运河,这里透露了中山先生有建都东南之意。

  [22]《明史》卷一五七。

  [23]太虚:《人生佛教》,转引自《民国人物传》(三)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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