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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爲齋閑話

茅檐常掃净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護田将绿繞.两山排闥送青來

 
 
 

日志

 
 

南京文化遗产  

2011-04-19 20:48:06|  分类: 文摘卡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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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雕像亮相玄武湖环湖路

    据《南京日报》消息:玄武湖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将于10月1日竣工。其中,环湖路(玄武门—和平门段)改造和新建了7处景点,充分挖掘和再现了王安石“泄湖为田”等历史故事。

    玄武湖环湖路(玄武门—和平门段)的施工已进入冲刺阶段。在玄武门入口以北约760米处,有一座200多平方米的建筑,由正房和曲回的长廊组成,细部处理上采用直棱窗、飞檐翘角、莲瓣瓦当、人字斗拱等。建筑旁边,一座白色的王安石大型雕像引人注目。

    “这个景点是根据王安石‘泄湖为田’的历史故事建设的。”玄武湖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专家考证,北宋王安石推行变法,其核心是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达到宋神宗所渴望的富国强兵的目的。由于新法触犯了守旧派阶层利益而遭强力反对,后来王安石被罢宰相之职,降任江宁知府。

    在任职江宁知府期间,针对辖区内农业歉收,贫富不均的现象,王安石给宋神宗上书了一份以“泄湖为田”为主导思想的《湖田疏》,并得了宋神宗的同意。于是,王安石在玄武湖开凿了一条十字形河道,将湖水全部泄入长江。直至260年后的元代,玄武湖才得以重新疏浚,恢复了湖面。

【乞废玄武湖为田疏(熙宁十年)】

  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当时集官吏军民,宣布圣化,启迪皇风。终戍一载,所幸四郊无垒,天下同文。然臣窃见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之地。其北关外有湖二百馀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丁字河源,泄去馀水,决沥微渡,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无令豪强大作侵占。专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同上。《景定建康志》卷一八。)


【王安石·“湖田疏”· “废湖为田”】

   
   

内容提要:在南京玄武湖的历史上,七百年来一直记载  王安石作“湖田疏”奏请将玄武湖“废湖为田”,其实“湖田疏”是一篇伪作,王安石的“废湖为田”案是一桩历史冤案。

关键词:王安石,湖田疏,废湖为田,

只要一提起南京玄武湖的兴废史,就必然会有人引经据典地说:王安石在江宁府上时将玄武湖“废湖为田”。而且,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历史发展到今日,如果这仅是戏说类的逸闻趣事,那也就罢了,可就连南京史志大家所编篡的地方志书都将此事视为“铁案”。而将此视为“铁案”的惟一依据,就是在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周应合应建康知府马光祖之请而编写的“建康志”(以下简称“景定志”)中,在论述玄武湖的历史沿革时插入的一篇据说是王安石所作的“湖田疏”。原文是:天禧四年,改曰放生池。其后稍废为田,开十字河,立四斗门,以泄湖水。跨河为桥,以通往来,岁久埋塞。今城北十三里唯有一池,而它皆废为田。龙川陈亮所谓建邺带后湖为险者,今不可以言险矣。为形势虑者,盍图之。熙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奏:“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终成一载,……其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今则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去余水,决沥微波,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济贫民假于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民得以春耕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勿令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绥怀贫腐。”……奏请皇帝敕准将玄武湖“废湖为田”,宋神宗竟然很快就批准了。于是“景定志”就断言“按此奏状,废湖为田盖始于王安石也”。⑴自该“志”刊行之后,元、明、清、民国和当今的南京地方志都将此视为信史,这样王安石就成了将玄武湖“废湖为田”的千古罪人,而“湖田疏”就是王安石“废湖为田”的铁证。

 但是从现存史料可知,自王安石死后的900多年间,后人整理出版了他的两部主要文集,即《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以及三种重要年谱,即《王荆文公年谱》、《王荆国文公年谱附遗事》、《王荆文公年谱考略》,都查不到这篇重要的奏折“湖田疏”,而且就连南宋史学家李焘所编撰的“续长编”中也没有“湖田疏”的文字可共参阅,李焘可是王安石死后仅百年的史学大家,且参与修“神宗朝史事”的人,王安石如有此“疏”,他有什么理由会隐而不书,却对天禧年间丁谓的奏折叙而不漏呢?笔者曾查阅在“景定志”之前所能获得的有关宋史的公私史料,均未发现这篇所谓的“湖田疏”,而自该书面世后,所有有关王安石“废湖为田”的“铁证”的来源也都是该书的这篇“湖田疏”。在没有任何辅助史料可以证明这篇“湖田疏”的真实性,那么“湖田疏”就是一个孤证,用孤证去定案玄武湖被“废湖为田”就是王安石所为,对王安石来说未免太不公平。

笔者根据查阅的各种史料,并和这篇“湖田疏”相互比对,很快就会发现,这流传700余年的“湖田疏”原来竟是一篇经不起推敲的伪作。

首先,“景定志”中说: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奏;“臣蒙恩特判江宁军府,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当职事,……终成一载……”。按照“景定志”的逻辑,就是说王安石第二次任职江宁军府的时间是熙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而熙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仍在江宁府任上。而实际上王安石第二次在江宁府的任职时间是熙宁七年夏四月丙戌到熙宁八年二月癸酉。⑵到任日期在王安石的“谢上表”书中是这样写的:“伏承制命,授臣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军府事,臣已于六月十五日到任讫。”⑶而“景定志”怎么突然就变成“十一月十一日到任”了呢?何况史料记载“熙宁八年二月癸酉至九年十月丙午”,⑷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该期间根本就不在江宁府而在宋都汴京。那么在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时,王安石怎么可能还在“判江宁军府”呢?怎么可能还用“判江宁军府”的名义向神宗上奏“湖田疏”呢?

第二,名份不对。王安石第二次任职江宁府的名份是“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军府”而不是“判江宁军府”。“知”与“判”,虽然其实质都是管理某府、某州,但其名份确不一样,二品以下的阶官任江宁府正官,就称“知江宁府”,凡是节度使带同平章事……任府,州正官的则称之为使相,因使相位已极高,故不能称“知”而称之为“判”。一字之差,实际名份相差千里。“二品以上……称判某府……”,“品同为知,隔品为判……”。⑸这点知识难道王安石不明白吗?而王安石第三次任职江宁时的职位才是“判江宁军府”,年谱“冬十月,公去位,以使相判江宁军府,领经局”。⑹但那已是熙宁九年十月丙午以后的事了。

第三,玄武湖在北宋的天禧年间就已经不能称为湖而只能称之为放生池了,当时在天禧元年(1017年)时,知昇州的丁谓就说“城北有后湖,因旱,百姓请佃,计76顷,纳五百余贯。今请依前畜水,植种菱蓮,或遇亢旱,决以溉田,仍用蒲鱼之利,旁济饥民。望量遣军士开修,其租钱特与减放”。⑺这能够请佃的76顷就相当现在的5平方公里的面积了。可现在玄武湖的水面加陆地面积也不过4.68平方公里,可见那时的玄武湖就已经大部分被废湖为田了,只是还有少部分水面。因此到了天禧四年就奏请改为放生池了。丁谓关于玄武湖的奏折全文今已无可查询,但仅从“续长编”的只言片语看,似为“景定志”所写“湖田疏”的蓝本。而从天禧四年(1020年)到熙宁八年(1075年),又经过55年,在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玄武湖被疏浚的前提下,怎么一个小小的放生池就一下子变成了二百余顷“空贮波涛”的湖面了呢?这二百余顷的湖面可相当于现在玄武湖的2.85倍,纯水面积的3.6倍,比天禧年间请佃的76顷还大近3倍。据史料考证,六朝时期的玄武湖的规模也就现在的3倍。⑻王安石在江宁府任上时好像有神助一样,玄武湖一下子变成了六朝时期的规模。而如此大规模的玄武湖一下子又被王安石神不知鬼不觉的废为田地了。这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一笔假帐,竟然700多年来被史志大家们当作信史,且奉为圭宝。

第四,玄武湖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的时候其水面还是颇具规模,这从“太平寰宇记”一书可知,该书记载“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换算成今天的尺度,就是春、夏深2.3米,秋、冬深1.3米。但是,如果每年不加以疏浚,那么由于泥沙的沉积,每年平均湖底淤高达5厘米。⑼从太平兴国末年984年到天禧元年1017年,经历33年,那么湖底淤高1.65米,相当于当时的五尺。因此,知昇州的丁谓才有因旱请佃之事就不足为怪,又到天禧四年奏请改为放生池也就顺理成章。其实,北宋自庆历以降盗湖为田就时有发生,而到了后来就更为严重,不惟南京,江南一带尤盛。所以到了南宋后期,比“景定志”(1261年)早二十几年的“方舆胜览”就在玄武湖名下注云“在上元县北十里,今为后军寨”。作者祝穆既未提到王安石“废湖为田”一事,更没有看到放生池,他所见到的是部队驻地的“后军寨”,可见那时的玄武湖已经名存实亡了。

第五;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刊于嘉定七年(1214)前后,⑽其在“怀金陵”诗中的玄武湖名下引“建康志”,这是比“景定志”(1261年)还要早九十多年的乾道(1169年)“建康志”,⑾而李壁是1159-1222年间人,其生前只能见过“乾道志”,而不可能读到“景定志”。在述说玄武湖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宋天禧四年,改曰放生池,其后稍废为田……”。其实他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在天禧四年后玄武湖就开始慢慢地废湖为田了,而这与五十多年后的王安石有何干系呢?

实际上王安石第二次知江宁府的时间很短,前后就十一个月,如以到任日那天算仅九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规划并施使如此大的水利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况且,二百余顷的湖面面积相当于现今玄武湖的三倍,如今要将其废湖为田,这么大的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如何筹措,在现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难道不令人生疑?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王安石第二次知江宁府期间,根本不存在“湖田疏”的奏折和将玄武湖“废湖为田”这件事。

即便王安石第三次的名份是“以使相判江宁军府”,但在时间上“景定志”和史料仍是矛盾重重,因为第三次“判江宁军府”是熙宁九年十月以后的事了,到熙宁十年六月以后他连“判江宁军府”的实职都辞免了,而只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再之后连使相也辞免了,只以集禧观使居江宁。况且,自熙宁九年十月后在王安石的家庭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其弟王安国病故,“续长编”在熙宁九年七月己卯曰:“复放归田里人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命下而安国病死矣”。熙宁九年七月到十月王安石尚在宋都为相,由“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中所云“臣某言:便蕃曲泽,虽远不忘。……伏念臣辞恩机要,藏疾里闾,既疲瘵之未夷,顾忧伤之重至。…..,中飭使轺,备宣恩厚,宠颁药物,深念衰残……”。⑿可知王安国的病故最早也应在王安石第三次“判江宁府”的熙宁九年十月以后,不然该“谢表”中的内容就无法解释。二是其子王雱的棺柩奉旨扶护至江宁,这里不管王雱是死于熙宁九年的七月还是九月,抑或两者都不是,但“李友询传宣抚问及赐汤药谢表”中所言:“伏蒙黄帝陛下飭遣亲使,护致旅棺,使亡子之魂,即安於窀穸。……申之训辞,抚以药物,眷被终始,施兼存亡。”⒀就能说明此时王安石已在江宁府,那么时间也应在熙宁九年十月之后的事。一个家庭相继发生这样的事,加上他两次为相主持变法所遭受的打击,此时的王安石其实已心力交瘁,以至在“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中才有“既及眊衰而成疾,重遭忧衅以伤生。姑欲补完,唯当休愒。”⒁王安石最早的一部“年谱”是宋人詹大和在南宋绍兴年间编写的,仅距王安石死后五十多年,虽简略但可信度极高,他说“熙宁九年丙辰,以使相再镇金陵,到任未几纳节与平章事,恳请数四,仍改右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⒂之后他便在府城东到钟山的半道上有个名叫“白塘”的地方,修建“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一样的住宅,并取名为半山园,度过他的晚年。所以在王安石第三次“判江宁军府”短暂的时间中,根本不可能有“湖田疏”和其后的水利工程“废湖为田”。

我们再分析“景定志”有关玄武湖论述原文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小节:第一小节,天禧四年~而它皆废为田;第二小节,龙川陈亮~盍图之;第三小节,“湖田疏”。从三小节的文字中明显可以看出其中第一小节的文字与李壁的“笺注”相类,可以认为是“乾道志”原文,而第二和第三小节为“景定志”所增加。因为陈亮(1143-1194)是在1188年的2月才到金陵和京口观察山川形势,之后才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有此议论,其原文为“其地据高临下,东环平岗以为固,西城石头以为重,带玄武湖以为险,拥秦淮,清溪以为阻,是以王气可乘,而运动如意”。⒃而此时“乾道志”已成书近20年了,故“乾道志”中不可能出现第二小节。如果“乾道志”本有“湖田疏”,“景定志”又何必在第一小节和第三小节中插入陈亮的一段议论呢?他完全可以在“湖田疏”之后录入陈亮的原文,有必要自已重新编辑吗?

就是因为这三小节文章,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元、明、清、民国和当今的志书大都原文照录,只有清朝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时,实在感到说不过去了,才将其3小节文字打乱重新组合,方勉强读通。他是这样写的:

“宋天禧初,知升州丁谓言:城北有后湖,往时岁旱水竭。给为民田,凡七十六顷,荫溉之利遂废。今宜复旧制,疏为陂塘以畜水,使负郭无旱岁,从之。四年,给为放生池。熙宁八年,王安石言:金陵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玄武,前代以为游玩之地,今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去余水,决沥微波,使贫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后,分济贫民,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诏从之。自是开十字河,立四斗门以泄水,湖遂废为田,又跨河为桥,以通往来,岁久,旧迹益堙,惟城北十三里,仅存一池。祝穆云:玄武湖今为后军寨,是也。”

如果我们再从“景定志”文章内容来分析就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本来“乾道志”的记载加上丁谓的部分奏折,那么玄武湖兴废的脉络是很清楚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时人力之所为。可到了“景定志”的志书中,玄武湖的兴废就变成了一场儿戏:一会儿是“稍废为田”,一会儿又是“空贮波涛的二百余顷”湖水,一会儿又“开十字河源,泄去余水”废湖为田,一会儿又“车驾巡狩,复为湖面”废田为湖,还美其名曰“公私两便矣”。这一切的心计到底是为了什么?

众所周知,王安石在宋神宗朝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其变法在当时实施时就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部分人反对,直至南宋末年这种争论都没有停止过,流传于民间的稗史又给这场争论火上加油,企图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其中最为著名的稗史就是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和邵博的“闻见后录”两书,在书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座中曰:自其旁别凿一八百里泊,则可容也。荆公笑而止”。而这篇“湖田疏”正好与其前后呼应,以将莫须有的事件通过志书代代相传使其成为事实,他的目的确实已经达到。不但清朝顾栋高将其附在“王荆国文公年谱”中,就是当今之世的史志名家和各种玄武湖的宣传资料中也都将其视为信史便是明证。笔者在此无意去探讨“王安石变法”的是与非,但是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必须要占有真实的史料,不然在伪史料的基础上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吗?为此,作该文以明“湖田疏”是一篇伪作,王安石的“废湖为田”案实际上是七百年以来的一桩历史冤案。

参考书目:

(1)       《景定建康志》卷18

(2)       《续长编》卷252,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王文公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2页

(4)       《续长编》卷260,卷278,中华书局1985年版

(5)       《宋史·职官志》卷167,中华书局1959年版

(6)       《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7页

(7)       《续长编》卷90,中华书局1985年版

(8)       《南京市政建设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9)       《南京山水地质》殷维翰主编

(10)   《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汤江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11)   《南京史志》1986年第3期,南京市地方志编篡办公室主编

(12)   《王文公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8页

(13)   《王文公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9页

(14)   《王文公文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2页

(15)   《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页

(16)   《陈亮集》(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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